略 谈 巴 利 语

贺匀

前言

台湾近年来,原始佛教、南传佛教有逐渐受到重视的趋势。一方面,北传《阿含经》不再被视为小乘经典,而广为流行。另一方面,南传佛教禅修成就者(如泰国的佛使比丘、阿姜查,缅甸的马哈西等高僧)的相关着作陆续被译介出来。而以「四念处」为主的(内观)禅修法门也受到广泛而持续的注意。当然,在文化界最重要的大事,莫过于《汉译南传大藏经》的出版了。由于这种种因素的相互激盪,使得南传佛教的圣典语「巴利语」,也逐渐受到重视。因此,以下我们就拣几个要点来谈谈它。

什麽是「巴利语」?

巴利语(Pali-Bhasa)是记录南传佛教「三藏圣典」所用的语言。「南传佛教」是指现在流行于斯里兰卡(锡兰)、缅甸、泰国、高棉、寮国等南亚国家的佛教。Pali一词,本来并不指「语言」,而是指南传佛教的「圣典」(经律论三藏),是用来跟圣典的「注释」(Attha-katha)相对的。这种语言叫做「巴利语」,是十二世纪以后的事。此前,依上座部传统,它一直称为「摩揭陀语」(Magadhi),或「根本语」(Mula-Bhasa)。后来由于南传佛教各国间常进行文化交流,不同语系的各国比丘间,自然而然以这种记录圣典的语言来沟通,于是就称它作「圣典(Pali)语」,即「巴利语」。

巴利语在印度语中的位置

从语言系统来看,巴利语是属于印欧语系,印伊(印度伊朗)语族,中期印度亚利安语的一种方言。印度亚利安语由时间可区分为:古代(如吠陀语、古典梵语)、中期(纪元前六世纪~纪元后十一世纪顷)、与现代(十一世纪后)三期。其中巴利语所属的「中期印度亚利安语」总称Prakrit语。Prakrit语的意义,根据最通常的主张,是与Sanskrit(古典梵语)相对的语言。亦即古典梵语是根据「巴你尼(Panini)文法」人为规定完成的人工语、雅语、标准语,而巴利语则是没有人为成份的自然语、俗语、民众语。二者同样渊源于古代印度的吠陀语及其他日常用语,因此有着非常亲近的近亲关係。

巴利语的起源

巴利语在印度本土早已消失,它的语音系统与现存印度的任何一种语言都不一样。关于它的起源,从十九世纪起,东西方学者就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说法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,是以下二说:

一、摩揭陀语说:依照上座部的传统,认为巴利语就是佛陀用以说法的古摩揭陀语。因为世尊一生游行布教的足迹,多半在摩揭陀国(Magadha,约当现今印度的比哈尔省Bihar)一带,而他的弟子也大多是东部人。因此他所用的语言,极可能就是东部方言摩揭陀语。

再则,佛般涅槃后不久(B.C. 486),大迦叶尊者召开的经典编辑会议「第一结集」,便是在摩揭陀国首都王舍城(Rajagaha郊举行的。佛灭一百一十年顷(B.C. 370)「第二结集」的所在地毘舍离(Vesali),也在摩揭陀国北部不远。阿育王时代(Asoka, B.C. 269~231)举行的「第三结集」,地点在首都华氏城(Patali-putta,即今印度比哈尔省首都巴特那(Patna),还是在古摩揭陀国王舍城北部附近,当时通行的行政语言便是摩揭陀语(或半摩揭陀语)。

第三结集在佛教史上有一件重要大事,那就是阿育王採纳了当时会议召集人帝沙目犍连子长老(Tissa Moggaliputta)的建议,组成了一个弘法使节团,四出宣扬佛教。其中,阿育王的儿子摩哂陀长老Mahinda)等一行七人,前往愣迦岛(Lanka,即锡兰)弘法,同时还携去了这次结集的三藏圣典。因此,上座部相信,传持圣典的巴利语就是摩揭陀语,也就是佛陀说法以及历来结集三藏的用语,而巴利语三藏自然就是佛教一脉相承的正统经典。

二、西部印度语说:由于巴利语与摩揭陀语,在语言本身的特质上,存在若干明显的差异。因此,也有不少学者主张,巴利语应是源于「西部印度语」。其主要理由是:印度地方现存的三十多件阿育王法敕文中,属于西部群的基尔纳尔(Girnar)刻文,最接近巴利语。巴利佛教所属的上座部,其根据地即是西部印度优禅尼(Ujjeni为主的地方,且其附近地区发现的刻文也与巴利语相近。并且,把上座部佛教传入锡兰的摩哂陀长老,据说生于优禅尼,并在这裡出家。这样,认为他以西部印度语为母语,将上座部经典传入锡兰,也是十分合理的推论。

巴利藏的写定与流传

佛陀时代并没有书写的经典,教法是靠师弟间口传心受的办法保存流传的。这种口诵传承的方式,是古代印度社会普遍的习惯,婆罗门教的圣典《吠陀》、《奥义书》便是如此。那麽,这口耳相传的巴利圣典,直到什麽时候才用文字记录下来呢?确实的时间,目前并不清楚。但是,一般有两个说法:

第一个说法是,在阿育王派遣摩哂陀长老到锡兰弘法的时候,同时带去了第三次结集的三藏。这样,很可能当时就有文字记录的典籍。而书写经典的文字,可能就是阿育王时代通行的「婆罗米文」或「驴唇体」字母。而在锡兰也发现到纪元前二世纪左右「古僧伽罗字母」的山洞石刻,字母形体与驴唇体颇为相近。这样,巴利三藏写定的年代,也许可以算做纪元前三世纪中叶以后,即第三结集之后,地点在印度本土。

另一个说法是,巴利三藏写定的工作,是在锡兰岛婆吒伽摩尼王(Vatta-gamani, B.C.43~17)时代的第四次结集才完成的。这次结集以勒弃多长老(Rakkhita Thera)为首,召集大寺派(Mahavihara)长老五百人,于纪元前二六年前后,在锡兰中部玛达雷(Matale)的灰寺(Alu-vihara)诵出上座部的三藏及注疏,并决定把经典用「僧伽罗字母」(锡兰文)音译,写在贝叶保存。

这次(第四)结集,为什麽决定把三藏写定下来呢?据说,当时锡兰岛上的佛教有「大寺」Mahavihara及「无畏山寺」(Abhayagirivihara)二派,保守而严持戒律的大寺派,与前进开放的无畏山寺派意见不和,纷争迭起。大寺的比丘唯恐其眼中的异端无畏山寺派歪曲教法,因此才决意书写,以永存正法。

从三藏的流传来看,这次结集包含两项重要事件:一、它是「整部三藏文字化」的开始。(之前,第三结集记录的经典,可能只是三藏中的重要部份,其馀内容依然以口诵流传)二、这种文字记录是以当地字母(锡兰文)「音译」的方式来保存的。从此以后,用自己国家的文字字母音译保存巴利圣典,就成了上座部佛教通行的不成文制度。所以后来缅甸(用缅文)、泰国(用泰文)、高棉(用柬埔寨文)、印度(用天城体),还有中国云南傣族地区(用傣文),乃至近代国际通行的「罗马拼音」,都是沿用这个办法。

巴利语的发展阶段

巴利语从发生到现在两千多年间,事实上也历经了几个发展变迁的阶段:第一阶段是,圣典「古偈颂」中的巴利语,约至纪元前三世纪止。这些偈颂保留了许多与吠陀语共通的语形,由于音韵或省略的关係,许多地方艰涩难懂。第二阶段是,圣典「散文」中的巴利语,约至纪元前一百年为止。此阶段内容合于文法,文章舒畅自然,优美而深刻,可谓极其难得的珍品!第三阶段包括圣典的注释书、教理纲要书、史书等,以五、六世纪为中心,前后数百年间。此阶段文章也相当简练畅达。第四阶段为后世各种文献的巴利语,约从十世纪到现在。此一阶段的巴利语以锡兰为中心,而后发展于缅甸、泰国等地。由于时代、地域与早期巴利语已有隔阂,再加上梵文化的影响,文章显得造作彆扭,极不自然。

另外,巴利语从十二、三世纪起,也一直是南方各国僧侣间沟通佛法的「交谈用语」。因此,随着时代的变迁,也新造了许多现代生活中的语彙,如akasa-yana(飞机)、ayo-yana(火车)等。总之,巴利语正如许多语言一样,一直不断在使用,也一直不断在变迁发展中。这不正是佛法所谓的「诸行无常,诸法无我」吗?

巴利三藏

在所有现存的印度语佛经中,巴利三藏是时间最早,数量最多,而内容也最完整的一套。以下略举其要:一、律藏包括「经分别」(Sutta-vibhavga)、「犍度」(Khandhaka)、「附随」(Parivara)三部分。二、经藏包括五部(尼柯耶,Nikaya):(1)长部(Digha- nikaya),相当于北传《长阿含》。(2)中部(Majjhima- nikaya ),相当于北传《中阿含》。(3)相应部(Samyutta-nikaya ),相当于北传《杂阿含》。(4)增支部(Avgu- ttara-nikaya ),相当于北传《增一阿含》。(5)小部(Khuddaka- nikaya),包括《法句经》(Dhammapada)、《本生经》(Jataka)、《无碍解道经》(Patisambhida-magga)等共十五部经典。三、论藏有《法集论》(Dhamma-savgani)等七部。

此外,还有藏外典籍,包括觉音(Buddhaghosa)、觉授(Buddhadatta)等人的三藏注释(Attha-katha),及后世对注释的解疏(Tika),还有教理纲要书如《摄阿毘达摩义论》(Abhidha-mmattha-savgaha),史书如《岛史》(Dipa-vamsa)、《大史》(Maha- vamsa),以及其他着名的典籍如《弥兰陀王问经》(Milinda-pabha)、《清淨道论》(Visuddhi- magga)等。

巴利三藏除贝叶版、纸张版外,目前还有二套含「全文检索」功能的(罗马化字体)电脑「光碟版」。一是泰国Mahidol大学出版的暹逻版,另一套是泰国法身寺出版的「巴利圣典协会」(英国P.T.S.)版。另外,巴利藏除南传各国语译本外,还有英、日、德、汉及部份法、义等各国译本。其中台湾元亨寺出版的《汉译南传大藏经》,总七十册,目前已出版至第五十六册论藏的《发趣论》。这个译本是由日译版《南传大藏经》转译过来的。由于「日译」本身并非精本,又经第二手转译,可靠度略嫌不足(语意含煳及翻译错误的地方不少)。儘管如此,它的出版实有着重要的意义!终于弥补了这一页汉译史上的缺憾,让使用中文的学者得以初步了解《巴利藏》的大体内容。当然,如果因此方便,能够激起另一波真正深入原典的研究,乃至直接本于原典的译注,则其意义就更大了!在台湾这样虚华、急利的宗教生态下,能够投注如此庞大心力、资源,从事艰钜的「基础文化工程」(译经事业),这真令人欢喜讚叹!

佛陀对语言的态度

无论对教法的传播者或学习者来说,「语言」都是重要的。——它是成就「闻慧、思慧」的基本凭藉。那麽,佛陀对「语言」究竟抱持怎样的态度呢?关于这点,巴利语《律藏》「小品」(Culla-vagga,Vin.II.p139)有个着名的故事,大意是:「有二位比丘,是兄弟俩,出身婆罗门,音声优美,擅于言词。他们一起到世尊那儿,向世尊说:『尊师!现在的比丘,种种名、种种姓、种种种姓、种种家族,都来出家。他们使用各自的方言俗语,污损了佛陀的教言。尊师!请让我们用雅语(Chandaso指梵语、吠陀语)表达佛说吧!』佛世尊诃责他们说:『无知的人啊!怎麽可以这样说呢?这样并不能引导不信佛的人信佛……』接着又做了简短的开示,并向所有比丘说:『比丘们!不许用雅语表达佛说!违者得突吉罗(dukkata,即犯轻过)。比丘们!我应允你们,用自己的方言(Sakaya niruttiya)来学习佛所说的道理。』」

从这段记录可以清楚看出,佛陀是个「讲求实际效益而反对权威迷信」的平民教育家。他不认为语言有高下贵贱之别,怎样能让学习者「容易闻思教法」才是最关键要紧的!毕竟,觉悟与解脱是来自对教法的「正确理解」与「精勤实践」,而无关乎「语言音声」的是否「尊贵优美」。因此,佛陀反对採用上层婆罗门阶级的雅语,他说:「吾佛法中不与美言(Samskrta雅语、梵语)为是,但使义理不失,是吾意也。随诸众生应与何音而得受悟,应为说之。」(大正藏24822页上栏这便是佛陀平等、务实、开放的语言态度。

这个故事,也是极富启发性的:一则,在这种务实的态度下,随着佛法的辗转流布,经典自然以不同地区的不同语言翻译记录了下来。这些「翻译的典籍」(如汉译、藏译等)保留了各时期各地区流行的教法内容,是十分珍贵的资料!因此,我们对它与对「印度语(如巴利语、梵语)记录的典籍」应当「平等重视」才是。其次,若要实现世尊「随诸众生应与何音而得受悟,应为说之」的悲愿,则教界应当严肃面对「如何培养训练各种语文翻译人才」的重要课题!再则,学习「经典语言」不过是增进教法理解的可能途径之一。我们切勿「偏信」(迷信)它,以为:「懂得它才能(或就能)懂得佛法」。尤其,对大多数没有充裕时间研究语言的修学者而言,如果能把更多的时间、心力投注在「自己熟悉的语言记录的经典、书籍」上,反而可以获得更大的「闻思效益」。最后,如果我们学习这些语言的目的,是希求透过它(标准的语音),「持诵咒语」以得「感应」的话,那就去佛教诫太远了!

结语

巴利语与巴利圣典流传至今,已经两千多年了。它的存在,表达了佛弟子精诚为法的坚毅心行,这是值得深深尊重的!当然,它所传持的教法,既不必是--如北传、藏传所卑视的--「小乘佛教」;也不必是--如南传自己所尊仰的--「嫡传、正统的佛教」。回归事实,他不过是全体佛教诸多传承中「谨守早期佛教朴实深刻教风」的一系罢了!然而,由于它是印度语,并且是较接近佛陀时代用语的一种,加上其教法内容「素朴纯淨」的特色;因此,拿它来与其他传承、或后期发展、或又经翻译的经典对比,自然可以从「语言文献」乃至「教法内容」的比较研究中,相互发明,更加切当的把握佛法的根本正义。毕竟,现代的佛法研究,不是宗派主义的,而该当积极吸收各部派传承中深刻精华的特质,并且勇于捨去不契正理的异方便,使佛法历久弥新、行健不息!这样,才是研究巴利语与巴利佛教的积极意义!

(本文刊于《法光杂志》第九十二期,八十六年五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