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页 > 僧伽 > 比库 > 正文

向智尊者略传
2012-12-29 12:41:51   来源:   评论:0 点击:

向智尊者略传【受宗教熏习的少年】 向智尊者于一九○一年七月二十一日,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(Frankfurt)近郊的汉诺镇(Hanau)。他是犹太人伊沙克(Isaak)及苏菲‧芬尼格(Sophie Feniger)夫妇的独子,...
向智尊者略传
\
   【受宗教熏习的少年】
 向智尊者于一九○一年七月二十一日,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(Frankfurt)近郊的汉诺镇(Hanau)。他是犹太人伊沙克(Isaak)及苏菲‧芬尼格(Sophie Feniger)夫妇的独子,俗名是辛格默德‧芬尼格(Siegmund Feniger)。向智尊者六岁时,随父母迁居至上西里西亚(Upper Silesia)工业子城康尼格苏提(Koigshutte)。当地经济以煤矿及铸铁为主,尊者之父在那儿经营一家鞋店。
 幼时的尊者在康尼格苏提求学,学习拉丁文、希腊文及法文。父母是虔诚的犹太教徒,致力于追求道德理想及犹太教徒的人性观。尊者接受了宗教的熏习,幼时便对宗教表现出狂热,他自愿加选希伯来文,并接受犹太教牧师的指导,研读犹太经典。
 尊者于十六岁完成中学教育之后,前往邻近城镇的一家书店当学徒,学习各种书籍买卖的技巧。尊者幼时即喜爱阅读,虽然家境不容许他接受大学教育,但他酷爱读书,强烈的求知欲促使他博览西方古典文学及哲学,他对书籍的渴求,为他开启了一片新的知识领域,因而使得他对过去完全接受的犹太教信念产生了怀疑,这些疑问促使尊者由书本中寻求解答,这是他在此工业城镇中,唯一能启智的方法。
 
【学佛的因缘】
 在阅读中,尊者接触到说明东方智慧的书籍,其中包括佛书及翻译的佛经,他立即被佛教所吸引,他钻研得愈深,就愈为佛法所吸引。他发觉佛法提供的教义,不仅能满足他知识方面的重要需求,同时也能满足他心中对宗教的渴望。佛教明晰真确的教义,解开他对痛苦来源的迷惑,并启发他想达到解脱的目标及成佛之道的崇高理念。虽然他独自一人钻研佛法,没有师长或朋友分享他的兴趣,但由于深信佛法的真理,他二十岁时就自认为是虔诚的佛教徒。
 一九二二年随父母搬到柏林,在当地遇见了其它的佛教徒,并加入一个佛教团体,因而得以接触更多的佛教著作;同时也是在这里,他结识了一位日后影响他极为深远的人,这人就是德籍比丘三界智(Nyanatiloka)尊者。三界智尊者于一九○三年在缅甸出家,一九一一年于斯里兰卡西南的一处海滩上建立了「隐居岛」(Island Hermitage)禅修中心,以供西方僧侣修行。三界智尊者是位著作甚多的巴利佛典翻译者,向智尊者在柏林接触到三界智尊者的作品及译著,这些对佛陀教法真实且清楚的翻译,使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 向智尊者于一九二四年迁往东普鲁士的康尼根伯格(Koigsberg,现今俄罗斯的卡林英格拉德 Kaliningrad),他在一次公开的佛法讲座中,遇见一位虔诚的佛教徒,带领他进入更深的佛法领域中。尊者与友人在城内组了个佛教社,定期读经及研讨佛法,也在父亲的店内设立一个佛书借阅图书馆。透过图书馆的因缘,尊者认识了当时任教于康尼根伯格大学,德国著名的印度学者葛拉森纳普(Glasenapp)。
 柏林佛学社的一位学员前往斯里兰卡的隐居岛,在三界智尊者的座下出家,稍后他转赴缅甸,并在当地圆寂。这位名为持智(Nyanadhara)的比丘,从斯里兰卡及缅甸写信给德国的朋友们,描述他在东方的出家生活。这些信函使得尊者心中正慢慢成形的想法更具体化,也就是出家成为比丘。如今他了解,原来还有其它西方的比丘住在东方,而那儿有资深的西方长者可以引导他,并且有适合出家修学的环境。
 然而,这个理想有一阵子无法实现,因为在一九三二年时,尊者的父亲因宿疾病逝,他不忍心留下新寡的母亲。一九三二年母子二人搬回柏林,尊者又重新加入了他第一次住柏林时所认识的佛教朋友中,但地平线上已是乌云满布了。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当权,展开了迫害犹太人的冷血计划。起初,尊者与许多人一样抱着乐观的期盼,认为迫害不会持续太久,但当他因为散播反歧视犹太民族的政策,而失去了书籍协会的工作时,他加入了「德国犹太人自助自救中央委员会」(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German Jews for Help and Self-protection),这是一个保护德国犹太人生命利益的团体。然而,当时他十分清楚,纳粹发动的仇恨、漠视及暴力风潮正逐渐蔓延,已进入不得不警觉的阶段,他发现无论自己或母亲都不可能安全地待在德国。因此,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,他与母亲离开德国,前往维也纳投靠住在那儿的亲戚。
 在这之前,尊者曾向母亲透露他想出家的意图,母亲怜悯儿子强烈的出家意愿而告诉他:一旦局势安定,便成全他的愿望。向智尊者也同时写信给三界智尊者,希望情况允许他到斯里兰卡时,能让他出家,而长老比丘也同意了他的请求。如今,母子已脱离纳粹迫害的魔掌,向智尊者觉得是实现他愿望的时候了,于是他安排母亲留在维也纳一个允诺照顾她的亲戚家,尊者就展开了前往东方的旅程。
 
【去东方出家】
 向智尊者从维也纳前往马赛(Marseilles),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六日搭上前往遥远亚洲的船,预定在科伦坡的港口靠岸。轮船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四日扺达目的地,那时一艘汽艇前来相会,船上载着一位肤色较浅,身穿橘黄色袍子的人,他就是三界智尊者,专程来科伦坡欢迎他未来的学生。当日的午餐过后,一行人驱车前往隐居岛附近的海边小镇多唐堵洼(Dodanduwa),一场伟大的冒险就此展开。
 向智尊者以优婆塞的身分在隐居岛住了几个月,准备出家。一九三六年六月四日的布萨日(Poson Poya day)[1],尊者与另外三位发心出家者,一同在当地受戒成为沙弥,师父为他取名为向智(Nyanaponika)。在取巴利语的法名时,有时候三界智尊者会将部分的俗名巴利化,例如他认为「波尼卡」(ponika)的音与芬尼格(Feniger)近似(f 相当于巴利语的 p,巴利语没有 f 这个音)。次年,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九日,尊者在当地的寺院受具足戒而成为比丘。
 向智比丘在隐居岛从他的老师处受学正规的佛学课程和巴利语,他自己还学习英文,这是他早期没有学过的。三界智尊者的教学系统是佛法与巴利语并重,他主张所有的弟子必须学习巴利语,直到对它有基础的认识为止。正规教育大约进行六到九个月,之后,就让学生自己研究佛法和禅坐,而他本人则准备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,并提供建议及指导。
 一九三八年,有感于沿海地区高气温的影响,向智尊者迁往内陆气候温和的甘波拉城(Gampola),独自住在稻田中由砖窑改建的屋子内,并在邻近村落托钵为生。此时,他开始选译《相应部》的部分经典,将巴利经文译为德文。在迁往甘波拉不久,尊者在前往科伦坡的旅程中,结识了两位受英语教育的斯里兰卡比丘——苏摩(Soma)及克明达(Kheminda),他们两人于一九三六年在缅甸出家。这三人决定住在一起,并在甘波拉维拉(Gampolawela)村外,马哈维里河畔(Mahaveli River)的甘波拉地区,建一处茅篷。在居士们的协助下,他们建造了自己的「大河精舍」(Mahanadi Ashram),包括了三间茅篷及一座用餐时可以鸟瞰河边的六角亭。三名比丘简朴地过着快乐的修行生活,他们睡在草席上,使用着低矮的桌子,并以乞来的食物裹腹。
 从一九三八年底到一九三九年中,他们驻留在甘波拉,向智尊者认为这是他出家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。每天傍晚这三位好友共赏河中映现的夕阳;在满月的夜晚,当明澈的月光洒在水面及河床的沙滩上时,他们静静地禅修。而尊者也继续他的学术工作,将《念处经》及其批注译为德文;苏摩法师则将同样的经典译成英文(他早期的手稿《念住之道》,The Way of Mindfulness,于一九四一年初版印行)。
 一九三八年底,纳粹入侵奥地利,尊者之母只好随同亲友离开该地,向智尊者于是安排他们前来斯里兰卡避难。一行人于一九三九年三月抵达科伦坡。初到之际,芬尼格夫人与一位一直资助她儿子的斯里兰卡律师住在甘波拉。在这段期间,尊者有时会将他托钵得来的食物分给母亲,就如同佛陀允许的:比丘在必要时可以将乞得的食物分给父母。
 甘波拉的乡居生活与世间的一切欢乐一般,都是无常的,并没有持续很久。一九三九夏季,疟疾开始在当地肆虐,苏摩比丘遭到严重的感染,必须住院救治,而克明达比丘随后也感染了疟疾。向智尊者设法要逃避这次的灾难,但传染病所造成的危险,使得甘波拉已不宜居住,当苏摩比丘病愈之后,三人迁往班达拉维拉(Bandarawela)。起初他们住在一间空屋中,直到克明达比丘痊愈之后,才搬到一处废置的制茶工厂。尊者的母亲也在同时迁往坎地(Kandy),再从坎地搬到科伦坡,与著名的一对斯里兰卡夫妇厄尼斯特先生(Ernest)及狄席瓦夫人(De Silva)共住,他们是隐居岛的赞助人。狄席瓦夫人为尊者的母亲作保,取得了斯里兰卡的居留签证,在这段期间,尊者每隔四到六周探望母亲一次。在尊者为她解说佛法,并受到这对斯里兰卡夫妇的感动之后,尊者的母亲皈依了三宝并受持五戒,布萨日则持守八关斋戒。
 
【被拘留的日子】
 当英国与德国开战之后,斯里兰卡(即当时英国殖民地的锡兰)境内所有的德国男子,都被送往班达拉维拉附近,犹瓦省(Uva)的狄雅塔拉瓦(Diyatalawa)拘留所。向智尊者与他的师父三界智尊者从一九三九年九月起,到一九四○年将近一整年的时间,也被滞留在拘留所中。一九四○年春季,因为向智尊者具有犹太血统而被释出三周,在这短短的假释期间,他带苏摩及克明达比丘前往隐居岛,以便在战争时能照顾那里的住所,并且陪伴明智法师(Nyanaloka),他是三界智尊者早期收的斯里兰卡籍弟子。一九四○年六月,法国沦陷之后,由于英国王室认为犹太难民可能会造成安全的隐忧,而改变了对他们的宽容政策,于是德藉的犹太人,包括向智尊者,在获释三周之后再度被捕,又被带回狄雅塔拉瓦的拘留所中。
 日本占领新加坡之后,斯里兰卡被视为战区,于是所有的拘留者都被迁往安全区,这些德国比丘也同样地于一九四○年底,被送往北印度喜玛拉雅山麓的狄拉敦(Dehra Dun)拘留所。向智尊者在那里待了五年(1941-1946),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尊者所历经最为艰辛的日子。但这段拘留的日子并未妨碍这位不屈不挠比丘的研修工作,在狄雅塔拉瓦期间,他将《经集》(Sutta Nipata)译为德文,稍后并为此经加注;而在被送往印度时,他随身携带了许多书,并且继续他的研究与翻译。当外面的世界烽火连天时,尊者安然地但也不全是舒适地,隐匿在狄拉敦的拘留所中,悄悄地将「阿毗达磨藏」首部的《法聚论》(DhammasaGgaNI)译成德文,同时也译出其注释《殊胜义论》(Atthasalini)。在翻译的同时,尊者还写下了他对阿毗达磨哲学的观感及诠释,这些便成为他战后以英文写成的《阿毗达磨研究》一书(Abhidhamma Studies)的核心内容。此外他也用德文撰写四念处禅观经典的文集,其中部分修改及增注的内容,稍后都收入《佛教禅观心要》(The Heart of Bhuddhist Meditation)一书中。
 在狄拉敦期间,向智尊者发现他与另一位长他数岁的德国人分在同一营房中,这名德国人同样也沈浸在东方佛教的传统之中,他是安纳加利卡‧戈文达喇嘛(Lama Anagarika Govinda)。戈文达最初住在斯里兰卡,是一位上座部的在家行者,随后转往印度,并在该处继续修习西藏佛法。这两人立即成为莫逆之交,他们的友谊随着一同在狄拉敦的山谷中漫步,以及对佛法的深入讨论而愈来愈深(拘留所当局允许他们从事类似活动),他们的讨论常常是以同意彼此有不同的见解而结束。向智尊者从戈文达喇嘛那儿学习梵文,两位学者一同从重组的梵文中,翻译中观派哲人提婆(Aryadeva)所著《四百论》(Catusataka)的部分论述。他俩诚挚的友谊维持了许多年,他们不但定期通信,并于一九七二年在欧洲会面,一直到一九八五年年初,戈文达喇嘛去世为止。
 
【重获自由】
 一九四六年九月,亦即大战结束后一年,向智尊者与师父三界智尊者以及其它的难民,从拘留所中被释放出来。向智尊者返回斯里兰卡,与母亲在科伦坡短暂团聚后,回到了隐居岛。他与三界智尊者发现,在他们离开隐居岛的这段期间,明智、苏摩及克明达法师将住所照顾得相当好。尊者重新在隐居岛住下,继续研究阿毗达磨,并将他研究的结果写成《阿毗达磨研究》一书。一九五一年初,三界智尊者与向智尊者两人都成为斯里兰卡公民,他们对这个收容他们的国家怀有一分珍贵的情感与感激。
 一九五二年元月,两位尊者前往缅甸参加「佛经大结集」会议的筹备咨询工作,准备一九五四年在仰光召开上座部佛教史上的第六次会议。这两位德国长老被邀请协助规划在西方传播佛教,并将巴利经典翻译成新的英文本的计划。在仰光时,向智尊者曾与虔诚的佛教徒总理尼罗(U Nu)讨论相关事宜。向智尊者住在由著名禅观大师马哈希(Mahasi Sayadaw)所设置的禅观中心——淘哈纳‧耶克塔(Thauhana Yeiktha)中,会议结束后,三界智尊者返回斯里兰卡,向智尊者则停留了一段时间,接受马哈希的禅修指导。这种禅修经验令尊者印象十分深刻,促使他写了一本有关这种内观禅修系统的书,以俾益在佛教禅法中找寻明晰指导的人们。
 在前往缅甸之前,向智尊者已于一九四八年,以德文写了一本有关禅坐的书——《四念处》(Satipatthana, Christiani Verlag, 1950),书中有关禅修的方法,是他从苏摩及克明达比丘那儿得到的数据,他们两人曾在一九三七年时于缅甸修习禅坐。这本书包含《念处经》的巴利原文及德文的译本,并且附上本经的注释及详细的介绍。向智尊者在缅甸禅修之后,将这本书用英文重写,并加入他在淘哈纳‧耶克塔接受马哈希法师指导的禅修经验,这便是一九五四年在斯里兰卡首次发行的《佛教禅观心要》,一九六二年增订本则在英国发行。这本书被翻译成七国语言,经过了三十三年仍然不断地印行,它奠定了现代佛典的地位,被一致地认为是英文著作中,对四念处禅修法最佳的论著。
 一九五一年,三界智尊者由隐居岛迁往坎地上方的丛林小丘,乌达瓦塔凯勒(Udawattakele)保护林中的一处茅篷。当地温和的气候,比较适合他高龄的身体状况,该地称之为「隐居林」(Forest Hermitage),是地主 F. R. 先那那雅格(F. R. Senanayake)夫人赠与僧团的。向智尊者于一九五二年自缅甸归来,与师父同住于新居,当地居民随即称此处为「德国寺」。一九五四年,两位尊者再度前往缅甸参加第六次结集大会的开幕仪式,三界智尊者在开幕当天因为喉头发炎,由向智尊者代表向大会宣读师父的文稿,在缅甸短暂停留之后,他们返回斯里兰卡。在会议期间,向智尊者陆续前往缅甸数次,并参加一九五六年的闭幕会议,这次因师父的健康情况不佳而由尊者独自前往。除了早期在印度举行的佛教大会中,曾经有希腊的僧侣出席以外,这两位尊者享有上座部佛教大会有史以来,唯一参加此会议的西方僧侣之殊荣。
 一九五六年,尊者一直住在科伦坡的母亲往生,享年八十九岁;一九五七年,三界智尊者也相继辞世,享年七十九岁。为了纪念师父,向智尊者应师父的要求,编辑了整套德文版的《增支部》,共计五册。这套书完全由他自己重新打字,并编写了四十页的索引。
 
【佛教出版社的创立】
 向智尊者出家生涯最大的转折点是在一九五八年元旦的那天,他与两名来自坎地的佛教在家朋友,共同创设了佛教出版社(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,简称BPS)。向智尊者出任出版社的荣誉秘书长及总编辑(随后出任第一届社长);其中的一位朋友理查德‧阿贝雅塞凯拉(Richard Abeyasekera)出任助理秘书;另一位朋友 A. S. 卡伦纳拉特纳(A. S. Karunaratna)出任荣誉财务主任。最初这些创办人只打算限量出版各种英文佛学的小册子,并以海外发行为主。在发行了大约二十五册书籍之后,他们有意结束推广至全球的计划,然而,他们先前发行的刊物获得了热烈的回响,这鼓励他们继续努力下去,因此佛教出版社便持续地成长,并扩增至现今的庞大组织。
 自出版社创立以来,尊者不遗余力地为出版社付出。阿贝雅塞凯拉以无比的热情与精力参与会务行政的众多琐事,尊者则负责督导编辑及著作的工作。身为总编辑的他还亲自审稿,力求这些文章忠实地传达上座部佛教的精神。出版社草创之际,他不仅负责编辑的事宜,而且事必躬亲,无论是誊打地址卷标、贴邮票、一周前往印刷厂二或三次,并处理邮寄名单等等。不久出版社人员的扩充,很快地为他分担了一些杂务,但多年来他还是亲自督导书籍出版的各项细节,从邀稿乃至封面设计的审查,一直要到成品送到他的手中为止。
 尊者亲自为出版社的《法轮》丛书(Wheel Publication)撰写了不少文章,并从其它作者的作品中得到鼓舞、建议、忠告及建树性的批评。他投注大量的精力,这些付出是成品出炉时几乎看不见的,并使得他前辈们的作品增色不少。他多次编辑、校正及增订三界智尊者所著的《佛学字典》(Buddhist Dictionary)与《阿毗达磨藏导读》(Guide Through the Abhidhamma PiTaka),以及他的一些重要德文著作。向智尊者也搜集、编辑及整理友人弗朗西斯‧史托利(Francis Story)的零星作品,由佛教出版社出版了三册这位作者的文集。他并编纂马哈希的《内观法要》(Practical Insight Meditation),亦从巴利语翻译禅观大师所著的论文集《内观次第》(The Progress of Insight)。他编纂并准备出版髻智比丘(Namoli)所著的《巴利经典中佛陀的一生》(The Life of the Buddha according to the Pali Canon)及《思想家笔记》(A Thinker's Notebook)。事实上,向智尊者透过佛教出版社致力向世界传播佛陀的教法,从一九五八年起一直到他退休为止,他个人的生平已与他一手创立的出版社历史合而为一。
 
【荣耀在晚年】
 自一九六八年起,向智尊者每年前往瑞士旅行一至两个月。他最初是应一位在「纳粹德国犹太人自卫运动」(Jewish self-defense movement in Nazi Germany)中的老友马克斯‧克路兹伯格(Max Kreutzberger)之邀前往瑞士。向智尊者前往欧洲旅行之际,造访许多佛教团体,尤其是瑞士的佛教团体。因此,尊者被许多人视为欧洲上座部佛教的「精神顾问」。这种一年一度的旅行,在一九八一年,因尊者虚弱的双脚已不利于旅游而结束。
 由于年事已高,体力渐衰,加上长期以来罹患青光眼,使得尊者的阅读能力大受限制。一九八四年他卸下佛教出版社总编辑的头衔,将职务交给笔者,而他继续担任社长一直到一九八八年,在卸下社长一职的同时,他成为佛教出版社的杰出赞助人;由于他的贡献,他在晚年时得到了国际间和他归化国的表彰,而这荣耀实是名至实归。一九六七年,尊者荣膺世界艺术暨科学研究院荣誉会员(the World Academy of Art and Science);一九七八年,德国东方学会(the German Oriental Society)颁赠他荣誉会员证,以表彰他将客观的学术与身为比丘的宗教实践合而为一;一九八七年,斯里兰卡佛学暨巴利语大学(the Buddhist and Pali University)在首度的大会中,授予他前所未有的第一个荣誉文学博士学位;一九九○年,他再次获颁佩莱丹尼亚大学(University of Peradeniya)文学博士学位;一九九三年阿摩罗普罗派(Amarapura Nikaya),也就是尊者五十六年前出家的地点,授予他「庄严圣教的阿摩罗普罗大法师」的头衔(Amarapura Maha Mahopadhyaya Sasana Sobhana)。
 虽然,尊者在生命中的最后四年,身体虚弱且视力持续恶化,但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一日,他仍以健康的状态欢度九十三岁生日,这是他最后一次与友人及佛教出版社的同事愉快地共度生日,当日适逢BPS出版他所著的《法见》(The Vision of Dhamma),这部书收集了他为BPS《法轮》及《菩提叶》丛书(Bodhi Leaves)所撰写的文章。然而,同年的八月底,无情的老化现象突然加速,一连串并发症的发生,预示尊者的来日不多。九月底,尊者被送往一间私人诊所接受治疗;但一周后,在他要求下返回隐居林。三个星期之后,在一黎明前寂静的森林中,尊者停止了呼吸。
 十月二十三日,向智尊者的遗体在坎地的马海雅瓦墓园(Mahaiyawa Cemetery)火化,出席葬礼者包括宗教界人士、高官显贵、友人以及他的仰慕者。次年的元月二十九日,经过了传统的「三月供养」之后,尊者的骨灰安奉在多唐堵洼的隐居岛──尊者长年修行之处,与他所崇敬的师父三界智尊者、道友髻智尊者及苏摩尊者同眠。
 整个佛教界,尤其是上座部佛教英文和德文的读者,将永远感念这位一生无私地将佛陀的智慧散播给众生的向智比丘 [2] 。 


【译注】
[1]  此中的「Poson Poya day」为农历六月的月圆日,而「Poya day」为诵戒的日子,即布萨日。
[2]  本文节译自《向智尊者告别献礼》(Nyanaponika--a farewell tribute, BPS, 1995)一书,pp. 5-17。波罗米文(Brahmi):为一种文字体系,除佉卢(kharostI)文字外,是所有印度文字的祖先。它的形成可追溯至公元前八世纪或公元前七世纪,当时闪米特人(Semitic)把这种文字传给印度商人。(见《简明大英百科全书》vol. 3, pp. 379-380,台北,台湾中华书局,民77年5月)

相关热词搜索:向智尊

上一篇:第一页
下一篇:班迪达尊者

分享到: 收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