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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-01-02 11:17:13   来源:   评论:0 点击:

∣导论∣在巴利文献中遇见佛陀在十八世纪末,欧洲人对于佛陀及其教义了解之有限,可从吉朋(Gibbon)所著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(Decline and Fall)第64章的注脚中勾勒出来。这注脚写到:「『一个称作佛的偶像』...

导论

在巴利文献中遇见佛陀

 在十八世纪末,欧洲人对于佛陀及其教义了解之有限,可从吉朋(Gibbon)所著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(Decline and Fall)第64章的注脚中勾勒出来。这注脚写到:「『一个称作佛的偶像』即是『印度的佛』。人们对他的膜拜遍及印度、暹罗、西藏、中国与日本。可是对于这个具有神秘性人物的理解,仍是一团云雾。我们亚洲学会将逐步藉着研究,以驱散这些云雾。」

历史文献中的佛教
 然而事实上,许多正确可靠的资料早已由东方传入欧洲,只是一直未出版而被锁藏在图书馆里。例如,十八世纪前叶,耶稣会的传教士菲利波?德基德利(Filippo Desideri),从西藏带回关于佛陀生平及其教义既详尽又正确的记载,这份资料在之后的二百年间都未出版,其他的记载也面临同样的命运。

 尽管十九世纪期间,有关的研究澄清了部分疑云,不多久学者们又有了争论,才刚确定的历史上佛陀的特质,在学者论战中又再次模糊,这样的争议也逐渐淡化了。到十九世纪末,由文献的评估与典籍的整理,可发现佛陀出现在历史上的这一事实是确实无疑的。在这些文献中(其数量相当庞大),巴利圣典(Pali Canon,通称为「三藏」(Tipi?aka))被视为历史最悠久的典籍——巴利藏经比梵文版的藏经年代稍为久远,不过有些梵文学者并不同意此观点。凭着这些资料,在吉朋之后一百多年,巴利语学者戴维兹(T.W.Rhys Davids)这么写到:
 
当这些资料重新整理后,显示出佛陀并非只留下几句简短隽永的话,让弟子从中建立一个或一些自己的思想系统,事实是佛陀本身已详尽地阐述了他的学理,但就根本教义来说,其中一部分的说明产生在开始弘化之后,乃至在他行化之前,就早有了缜密的思惟。

 再者,在他漫长的教学生涯里,佛陀已对弟子一再充分地重述他的教诫及整套思想体系,同时也检核这些弟子对这整个思想体系的认知。最后,佛陀的大弟子也如佛陀般,熟知形而上最极微细的特性,且培养出当时印度苦行者所具备的出奇之记忆力。当以上这些事实在心中浮现时,我们可以合理地说:佛教经典本身的教义,比其他宗教后期的相应文献,更值得信赖。
 
 现在欧洲有关佛教史的文献很丰富,佛教文学与教义的作品亦然。在佛教史学与佛教文学的领域里,已有相当程度的共识,然而这样的共识却未显现在教义的研究上。有许多各式的研究做出来,是为了要证明佛教教导「空无」或「恒有」;证明佛教是否定论者、实有论者、无神论者、有神论者或无一致性;佛教是改革的吠檀多学派(Vedànta);是人性主义、悲观主义、绝对主义、多元论、一元论;是哲学、宗教或道德体系等,几乎是你要称佛教是什么,它便是什么。虽然如此,苏联学者彻尔巴斯基(Stcherbatsky)在1920年代末所说的话,至今依然适用。他说:
 
 从欧洲以科学方式研究佛学以来,已过了一百年,然而我们对此宗教及其哲学的根本教义的了解,仍处在黑暗中。没有任何宗教像佛教这样,如此难以清楚明确地说明。

本书内容的来源
 巴利三藏中,所有凡具有历史史料及说法性质的典籍 ,都以文集的方式写成。律藏包括僧众戒律与制戒的因缘,有些因缘的说明还蛮长的。经藏里的开示依不同的目标分类而成,但都无关历史(为历史的缘故而留下历史,在印度从未引起太大的兴趣)。因此,要按着年谱的方式来说明佛陀的一生,则必须将分散在律藏和经藏里的资料拼凑起来才行。

 在三藏的典籍里,确实含括了佛陀的完整形象,对照后来词藻华丽的书所勾勒的佛陀,更加显得朴实(例如,梵文版的普曜经(Lalita Vistara)启发了阿诺德(Sir Edwin Arnold)写了《亚洲之光》(Light of Asia),或针对觉音尊者(Buddhaghosa)《本生经注》所作,而少为人知的巴利文献中佛陀本生故事的介绍)。若将三藏典籍与后期的书籍相互比照,三藏典籍对佛陀在开悟前的说明,其文词之简练与传神犹如一支利剑、一盏烛光或一根未经雕琢的象牙。

 在编辑本书时,所有关于佛陀从最后降生人间到觉悟后的第二年,以及他在世最后一年的资料(《佛种姓经》(Buddhavaüsa)除外),都撷录自藏经,事实上,巴利三藏本身所提供的年谱说明也仅止于此。凡由巴利三藏找出的年谱文献,一律优先采用。
 接下来,最有可信度的巴利文献来源(有多可信呢?其实很难?)就是觉音尊者的注释(西元六世纪),按次序地放入很多的经典故事,直到佛陀觉悟之后的第二十年,并加入些细节,包括迭瓦达答的故事。那些注释中,也加上许多非经典上的小插曲,我们在此就不提这些插曲了。

 最后还有一份缅甸的研究著作——《花蔓庄严事》(Màlàlankàravatthu,也许是在十五世纪,由毕甘德特主教(Bishop Bigandet)译成英文,书名为《缅甸佛陀的故事》(The Story of the Burmese Buddha)),这本书记载了更多经典上事件的日期,但它可能完全没有历史上的认可,而需要藉其他的参考才能采用。

 以上这些就是这本书内容事件安排的三个来源,它们本身都包含在三藏里。其他经典上的特殊事件,虽不知其确定的年代,也收集在本书里,且穿插在各处。有一、两件插曲,如著名的宾比萨拉王和巴谢那地王的死亡,这些事件仅在注释中被提到(且清楚地指出其来源),因为它们可使一些特定的情节更完美,所以也被收录在本书中。

 编辑这本书的主要目的,是打算要概括所有重要的事件,完整地报道到佛陀觉悟后的第二十年,以及佛陀在世的最后一年。第九章和第十章是不可缺少的插曲。第十一章则是在描述佛陀的人格特质,但佛陀的「人格特质」就是佛教教义中的主要中心主题,所以第十二章<教义>就必然地藉由它来表示。在第十二章中,教义的主旨已按照佛陀教示的次第概略地结集在一起。

 这本书中并不企图去做任何的诠释(参阅下文,在「翻译」这一段),而是宁可将这些题材连结在一起,以此方式帮助读者自己去了解。一套刻板的诠释,有可能落入一种形而上邪见的危险,对此佛陀已有很详尽的描述。假如认为第十二章很艰涩,就让给孤独长者(Anàthapindika,见第六章)临终所说的话,来为收录它们作答辩。至于那些认为第十二章不合口味的人,那么可以不用读它,或不必全部阅读。

圣典语言——巴利语
 巴利语(其文献相当庞大)是一种语言,全部存留给一个主题——佛陀的教导。它不同于佛教的梵文与教会的拉丁文的这个事实,使得它具有特别的明确性,在欧洲找不到与之对等的语言。它属于印欧语系的一支,与梵文有紧密的关联,虽然其风味不同。

 在经典中的风格有一种精简纯朴之美,夹杂丰富的俚语,这使它成为一个非常优美的工具,很难透过翻译达到相同的意境。这是主要的问题;不过还有另一个问题,那就是几个段落、句子或片语一字不差地重复的特色,这现象一再地反复出现。这个特点可能因为是在最开始时,这些「经典」是用来背诵的(在欧洲,我们习惯在音乐厅的交响乐中听到正式的重复展现,在诗中也有一些反复的句子,但在散文上重复,我们就会感到怪异了)。对于不习惯它的读者来说,在巴利语中广泛出现的这般重复,展现于印刷品上就似乎不对味了。因此,这些重复在翻译时大部分都以不同的手法省略,不过其原来的说法形式总被小心地保留下来,此形式乃佛陀说法最令人注目的特色之一。
 不过,仍有些重复被保留下来,以发挥其「熟能生巧」的特殊效用。这类的重复,在巴利语里一字不漏,在英文中也是如此。翻译时有两个主要的目标——文字上的转译和口语上的转译,这两个目标很难同时兼顾。任何的翻译都将原作变了调,不过在翻译专有名词时,费了很大的功夫以维持其前后的一致性(避免「优美的变化词」(elegant variation))。秉持最大的用心,以及抱着协助检视在经典之中,适合于研究存在论与认识论的英文资料是否一贯性的观点,来选择英文的同义词(它似乎并非出自偶然)。

 注释书有些地方对某些字的定义与巴利佛典学会(Pali Text Society)出版的字典相互矛盾,在几经推敲后,选择往往落于前者,最重要的那些讨论可见于注脚处。

 若能遵守以下一些简单的原则,巴利语词汇与名字的发音相当容易:a的发音如countryman的a;à如father的a;e如whey的e;i如chip的i;?如machine的i;u如put的u;?如rude的u;g如girl的g(总是如此);c如church的ch(总是如此);j如judge的j(总是如此);¤ 如onion的nion;念?、ó、?、?时将舌头抵在上颚,念t、d、n、l时将舌头碰到上齿;ü如sing的ing;碰到h,一定要分开念,譬如在which house中的ch,在hot-house中的th,在upholstery中的ph等。双子音时,一律如意大利语般分开念,譬如dd如mad dog(而非如mad-der中的dd之念法),gg如big gun(而非bigger中的gg之念法)等;其他所有都与英文相同。凡是碰到o与e时,总是念重音,譬如Pasenadi of kosala,否则重音一律落在长母音à、? 、?或双子音或在ü上,甚至连续时亦然。

 最后,提一句关于编辑形式的话,这种「广播剧本」的格式(并非为了去广播)是由材料本身所提示,据说它们本来就是口语式的。律藏本身显示出「不同的人物」(参阅本书第十六章及在第一章之前的「人物角色」表),他们在结集会上重诵圣教。两位「叙述者」俨然是同事,不同于其他角色所要说的,「叙述者」的部分刻意地让它在格式上保持平淡,同时亦将其长度保持在最短。
 
 髻智比库
 

译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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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此位耶稣会的传教士应为伊波里托?德基德利(Ippolito Desideri,1684-1733)。菲里波?德?菲利比(Filippo de filippi)于1932年出版《西藏的报告》(An Account of Tibet),宣扬德基德利的事迹,作者可能将两者混淆了。德基德利是意大利人,住于西藏十七年,是世界上最早的西藏学者。1716年,他把基督教的纲要写成西藏语,1717年藏王允许他进入小昭寺,是最早进入西藏僧团的白人,且最先将宗喀巴的《菩提道次第论》译成意大利文。
 印度六派正统哲学体系之一,是构成大多数现代印度教派别的基础,其哲学思想来源于《奥义书》。
 彻尔巴斯基(1866-1942),是著名的印度学和佛教学专家,又是印度哲学和藏学文献的权威,他的佛学著作多以梵文及藏文原典为基础,并附有详细的注释。他校订过《现观庄严论》八千颂及藏文本《俱舍论》(单品),作品中以《佛教逻辑》(Buddhist Logic)最为著称。
 阿诺德(1832-1904),英国诗人和学者,以史诗《亚洲之光》(The Light of Asia,1879)闻名。该诗以优美抒情的文字称颂佛陀的一生。因辞藻优美,极受时人欢迎,被译成十多国语文,许多读者因而信仰佛教。

印度中部与东部地图
 
 



 
人物角色

叙述者:为现时代的一位注释者或其同事,负责介绍其他人。他具备一般性的常识,对论及的事件秉持旁观者客观的态度来说明。

注释者:为一位注释者,负责提供历史或有关中古时期巴利语论著的传统资料(主要是第五世纪觉音长老所著)。他的作用是提供最基本的讯息,以达到澄清历史的作用,他偶尔也会将藏经的记载作摘要性的简报。

阿难达长老(ananda  古音译:阿难,阿难达):即角色一,他是佛陀的弟子与侍者,也是佛陀灭度三个月后,在王舍城举行的第一次结集会上,背诵经典(或经藏)的人。

伍巴离长老(Upàli  古音译:优波离,优婆离):即角色二,他是佛陀的弟子,也是第一次结集会上背诵戒律(或律藏)的人。

叙事比库:即角色三,这位背诵者所叙述的事情,实际上发生于第一次结集期间与结集之后。他仅出现于第十六章,也代表出席佛灭度一百年后所举办的第二次结集。

唱诵者:圣典中某些偈的朗诵者。这些短诗或赞美诗形式的偈,未被阿难达尊者以传统「如是我闻」的方式介绍出来,也未收录于律藏中。
 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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